21世紀經濟報道王峰北京報道

56名到案人員引渡、遣返、緝捕、勸返等創造性追逃方式的背后，是我國對腐敗零容忍的決心和日益完善的反腐體制機制建設。竊我中華者，雖遠必追。

你知道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嗎？

這個面積389平方公里的加勒比海島國，人口只有11萬，尚未與中國建交。正是這個罕為國人所知的島國，被付耀波、張清曌精挑細選，輾轉潛伏于此，妄圖作為自己“犯罪脫逸者的天堂”。

付、張二人原為遼寧省本溪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支隊案件審理科科長和出納員，合謀貪污挪用農民工保證金2996萬元，2014年案發后一起潛逃，從遼寧本溪一直逃到遙遠的加勒比地區。

2015年4月，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針對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人員的紅色通緝令。付、張二人位列“百名紅通人員”第39號和第41號。

2016年2月1日，當中國追逃工作組與當地警方敲響兩人匿居的山林小屋的房門時，驚愕和茫然掛在他們的臉上，“認為自己給自己筑成了一個銅墻鐵壁，可以這么說，在國家的面前，真的是太脆弱，不堪一擊。”付耀波在央視近日播出的電視專題片《紅色通緝》中出鏡懺悔道。

《紅色通緝》介紹了十幾名“百名紅通人員”的海外追逃故事。2014年以來，截至2018年12月，我國共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5000多名，其中“百名紅通人員”56人，追回贓款100多億元。

21世紀經濟報道詳細梳理了56名到案人員的出逃地、涉嫌罪名、追逃方式發現，在引渡、遣返、緝捕、勸返等創造性追逃方式的背后，是我國對腐敗零容忍的決心和日益完善的反腐體制機制建設。竊我中華者，雖遠必追。

掃雪、吃面的貪官

出逃前，“百名紅通人員”擁有巨額犯罪所得，“百名紅通人員”第3號喬建軍，中儲糧河南周口直屬倉庫原主任，涉嫌侵吞挪用過億元人民幣巨額糧款；“百名紅通人員”第5號閆永明，吉林通化金馬藥業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涉嫌侵占公司資金約1.8億元人民幣。

但食不果腹、打工度日卻也是他們出逃后的常態。“百名紅通人員”第16號孫新，原北京市新聞出版局財務處出納，挪用公款2200多萬元用于炒期貨。出逃到柬埔寨的第一天，就一直為生計所困。

由于孫新是事發匆忙出逃，只帶了少量現金，到柬埔寨后必須想辦法謀生。起初，他在金邊烏亞西集貿市場租了個攤位，進了一批服裝，但不長時間就賠光了所有本錢，只得到工廠打工為生。

外逃7年里，孫新一直過著窮愁潦倒的生活，孤身一人住在簡陋的出租屋或工廠宿舍，收入只夠維持溫飽。

“我吃面條吃一年多，沒有油，就一點水，下點面，肚子怎么填得飽呢。”“百名紅通人員”第65號蔣謙在《紅色通緝》里說。蔣謙原為武漢市城市排水發展有限公司拆遷協調部部長，涉嫌貪污和濫用職權罪潛逃加拿大，但出逃時，1200多萬元的賬戶和500萬的炒股賬戶均被查扣。

蔣謙在加拿大租住了一間只有7平米的地下室，靠給別人鏟雪賺每季度300加元的收入，“就是憑一些原始的設備的話，（半夜）兩三點就要開始鏟，沒吃過苦的人，吃了這么多苦，也有點受不了。”他說。

生活艱辛的背后是“孤獨寂寞冷”。“百名紅通人員”第1號楊秀珠曾經在中餐館去做幫工，“倒不是生活困難，只是因為孤獨寂寞”，希望在陌生的地方跟華人多講幾句溫州話。付耀波出逃期間想知道妻子的消息，卻“什么都不敢做”，他想起了妻子有個習慣，每天中午要上網下一盤圍棋，他于是申請了一個號，每天在網絡世界里看妻子下棋。

外逃美國、加拿大成首選

“百名紅通人員”都是什么人，他們涉嫌什么罪名，逃到了哪里？

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發現，這些人員中男性77人、女性23人，其中近90%是職務犯罪人員，10%是重要腐敗犯罪涉案人員，在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擔任“一把手”的48人，其余各類人員還包括支隊民警、公司會計、辦公室出納和銀行信貸員等。

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已經到案的56人發現，涉嫌貪污罪的人員最多，為25人，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9人，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等9人，職務侵占罪3人，挪用公款罪4人，虛開增值稅發票罪4人，濫用職權罪2人，洗錢罪1人。

出逃前，他們有的做好了身份和財產轉移等準備。“百名紅通人員”第2號李華波，在出逃前一年左右，就開始準備移民新加坡，并通過洗錢手段，將貪污的2700萬元轉移到妻子在新加坡的個人賬戶。

腐敗犯罪嫌疑人在出逃前多利用職權或者非法手段辦理了旅行證件，啟動移民手續，甚至己經取得了移民身份。閆永明以虛假身份取得新西蘭國籍，在新西蘭繼續經商，生活堪稱高調。付耀波、張清曌出逃前就辦理了加勒比地區國家格林納達的投資移民，“百名紅通人員”第92號任標也辦理了加勒比另一個島國圣基茨和尼維斯的投資移民，蔣謙則獲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俗稱的楓葉卡。

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發現，56名到案人被從19個國家或地區追回，其中美國和加拿大各13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各4人，英國2人，東南亞7人，非洲3人，加勒比地區3人，南美洲1人，國內和香港、澳門地區6人。

歐美發達國家受到外逃人員的“青睞”。據統計，我國公布的“百名紅通人員”可能的出逃目的地中，10人逃往東南亞、南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我國香港地區以外，其余90人均逃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新加坡等西方發達國家。其中逃往美國的最多，為40人，逃往加拿大的次之，為26人。

而逃往哪些國家和地區，直接影響對他們采取的追逃方式。

引渡出逃人員破冰

引渡是目前國與國之間移交犯罪嫌疑人使用最廣泛也是最正式的一種方式，是指一國政府請求犯罪嫌疑人所在國政府將其追訴的犯罪嫌疑人移交給犯罪行為地國家或其國籍國的一種國際司法合作。

但我國海外追逃中成功引渡的案例極少，56個到案的“百名紅通人員”無一是引渡回國。“一國犯罪嫌疑人出逃到其他國家后，犯罪嫌疑人的國籍國如果想將其引渡回國，必須經過其所在國的同意，而國與國之間是平等的，因此引渡的前提是需要簽訂雙邊的引渡條約。”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濱告訴記者。

截止到2018年8月，中國只對外締結了51項引渡條約，其中不包括那些外逃熱門國家。“有些犯罪嫌疑人因此專門盯準尚未與我國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出逃。”李濱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但引渡出逃人員已經開始破冰。2018年11月30日，外逃保加利亞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姚錦旗被引渡回國。這是國家監察委員會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我國首次從歐盟成員國成功引渡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

姚錦旗原任浙江省新昌縣常務副縣長，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多次收受他人巨額財物，2005年12月出逃。2018年10月3日，國際刑警組織對姚錦旗發布紅色通緝令。

未簽署引渡條約，也不意味著無法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國。2018年8月，“百名紅通人員”第3號喬建軍外逃多國后在瑞典被拘捕。此前的2015年3月，喬建軍因為涉嫌移民欺詐、洗黑錢等罪名，被美國加州聯邦檢察官正式起訴。

據《紅色通緝》報道，中國與瑞典之間雖然還沒有引渡條約，但中國已經向瑞典提出引渡請求，瑞方正在進行相關調查。

在未簽訂引渡條約的情況下，兩國之間可以在遵守某些原則下開展個案協商。“比如互惠原則，一國在允許另一國引渡嫌疑人后，可以要求今后在從對方引渡嫌疑人時獲得同等優惠；其他原則還包括雙重犯罪原則，即一國在決定是否將嫌疑人引渡回國時，不僅要考慮嫌疑人違反國籍國法律，還要調查嫌疑人的事實在本國是否也構成犯罪。”李濱說。

據報道，喬建軍在瑞典也涉嫌經濟犯罪，已對其展開調查。

緝捕還是自首

勸返和緝捕是最主要的“百名紅通人員”到案方式。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發現，56名到案人員中，40人被勸返回國自首，12人被緝捕回國。

中紀委網站上2016年6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紹，國外緝捕通常需要在外交部、公安部和駐外使館的協調配合下，與逃犯發現地國家的司法執法部門通力合作。

每一次海外緝捕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獵狐”故事。

我國的追逃工作組是如何在茫茫加勒比海上鎖定付耀波、張清曌的？原來是電子游戲“出賣”了他們。《紅色通緝》報道，付耀波的一大愛好，是玩三國類網絡游戲，而追逃工作組抓住“三國類游戲”和“加勒比地區用戶”兩個要素聯系游戲公司查詢，發現某一款三國類游戲中，出現了一個很有特點的新玩家，這個玩家專門半夜幫別人的賬號代練。最終通過當地電信公司鎖定動態IP地址后發現，其正是付耀波。

“百名紅通人員”第97號、廣州市花都區政協原主席王雁威機關算盡，但最終作繭自縛。2013年6月，他和妻子兩人忽然一起失蹤。不久之后，廣州市委、花都區委收到了一封署名王雁威，從美國寄來的辭職信。大約一年后，又有人從加拿大打來舉報電話，說在加拿大溫哥華喝早茶的時候看到過王雁威。

事實上，這都是王雁威的障眼法，他其實一直在國內潛逃。最終，工作組從王雁威同樣涉嫌腐敗犯罪的女兒身上找到線索，在清遠源潭鎮大山深處的一戶農家抓獲了王雁威。

勸返則是一種極富創造性的追逃方法，通過發揮法律的震懾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員主動回國接受處理。“嚴格來講，這不是一種偵查手段和司法程序。”李濱說。

曾經聲稱“死也要死在美國”的楊秀珠最終回國自首，這是對其采取的“勸返、遣返、異地追訴”三管齊下、以勸返為主的追逃策略的成功。其間，她經歷了避難申請被荷蘭駁回、非法入境美國被拘押遣返、弟弟和司機先后到案歸國，逃匿空間和心理承受力被極度擠壓。

對回國自首人員往往會給予政策上的寬大處理，這也吸引了外逃人員被勸返。第15號陳祎娟是中國移動天津分公司原董事長權明富的妻子，正是權明富貪腐案發后陳祎娟出逃英國。

21世紀經濟報道得到的判決書顯示，權明富先后與陳祎娟表姐等人通話，給陳祎娟寫規勸信，并委托律師、親屬到英國找到陳祎娟。在權明富的規勸下，陳祎娟于2016年1月14日回國投案。

中紀委網站2017年5月發布的文章介紹，與遣返、緝捕到案者的判決情況不同的是，勸返的“百名紅通人員”刑期相對較輕，列舉名單中就包括陳祎娟。而權明富的行為也被認定為重大立功表現，最終，受賄2960余萬元、1200余萬元財產來源不明的權明富獲刑15年。

截至2017年5月，到案的40人中已作出判決的15名，作出不起訴決定的2名，撤案1名。其中，遣返或緝捕回國的判刑較重，3人被判無期，量刑最輕的為3年。

勸返者中則有人被判緩刑，有人被判免予刑事處罰。另外，朱振宇屬主動回國投案自首且系從犯，張麗萍經勸返歸案、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一案情節輕微，檢察機關分別作出不起訴決定。

“40人的不同境況釋放了強烈信號”，上述中紀委網站文章寫道，“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路”。

國家元首親自談追逃

“這幾年摸索了一個方法，就是通過異地追訴，向有關國家提供證據材料證明，這個外逃人員，在獲得身份的時候，他采取了欺詐、違法手段，向當地轉移資產，這樣促使外國的主管機關，對他在本國采取法律行動。”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黃風說。

如果外逃人員被所在國認定非法移民或者洗錢成立，將面臨被遣返或驅逐出境，到時就只能“束手就擒”。56名到案人員中，楊秀珠的弟弟楊進軍，以及李華波均是被遣返回國。

不過，在異地追訴，向有關國家提供證據材料證明，考驗我國追逃工作人員的素質能力，這是以前海外追逃不力的一大掣肘。

尤其是很多案件由地市一級辦理，江蘇省淮安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徐建國介紹：“地市一級的沒有辦法，國際追捕這一塊兒對于我們來說不掌握怎么去做。”

“我國地方辦案機構普遍缺少國際合作機構，即使有也人員偏少。這些辦案人員的外語水平、國際辦案經驗也不多，對外逃國的法律制度缺乏了解，尤其是實際展開合作后，對于提交什么樣的證據材料才能達到該國的犯罪證明標準，需要不斷磨合和努力。”一名曾借調到最高檢從事海外追逃工作的地市級檢察院檢察官說。

但中央對海外追逃的重視有力推動了這項工作。據《紅色通緝》，習近平總書記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多個外交場合會面時，每次都談到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問題，也不止一次地談及楊秀珠等重點個案。

“海外追逃開展的高峰期，國家領導人的出訪幾乎都會談到對外逃到當地的腐敗分子的追逃追贓問題。”上述檢察官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一起成功引渡、遣返案件的背后，是國內多方通力合作的結果，21世紀經濟報道獲悉，在賴昌星、黃海勇、李華波等案件中，我國多位刑法學者參與其中，協助處理證據材料或作為專家證人。（編輯：耿雁冰）